揭秘！全球监管机构的诞生记 | ACAMS全球视野
Stefano Siggia，CAMS
Pideeco 高级顾问，比利时
1995年6月9日，与尚且凉爽的天气形成鲜明对比，布鲁塞尔埃格蒙特 - 艾伦贝格宫殿内气氛紧张但又满是热望。比利时金融情报机构金融情报处理中心耐心等待着一班火车，车上载着来自24个国家和8个国际机构的100名代表。他们刚刚结束在海牙召开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全体会议，踏上未知领域的探险之旅。
有一件事确定无疑：“披露接收机构”或“金融信息机构”间的跨境合作不能盲目进行下去。多家金融情报机构了解，机构共享信息可使全球执法机构受益，同时强化反洗钱斗争中的合作。为此，需要团结一致的组织。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创造历史。
埃格蒙特集团不仅是个重要里程碑，还是国际反洗钱成果在六年间不断发展的结果，最早可追溯至1988年《维也纳公约》。这项公约由联合国发起，旨在解决贩毒问题，呼吁建立机制，为洗钱调查领域的合作提供便利。
1990年初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发布《40项建议》后，这种想法获得进一步推行的动力。其中，第24项建议敦促各国考虑国家中央机构的“可行性和实用性”，以供金融机构报告超过特定阈值的国内和国际交易。
90年代初，金融情报机构开始陆续出现，特别是在欧洲，首次委员会报告围绕欧盟1990年反洗钱指令的实施，提到需要创建此类机构。
然而，对金融情报机构的建立缺乏明确指导，催生出形式和运作方式各异的众多机构。这些机构间的跨国合作往往基于善意和谅解备忘录，但国际法律和这些机构的多样性经常阻碍有效沟通。
Stanley E. Morris时任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主任，意识到所在机构和其他金融情报机构的成功取决于各机构间的协同作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需要盟友，Morris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一个国土面积与马里兰州面积相同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Morris担任白宫毒品问题办公室副主任，了解到毒品斗争中的一种有效方法：冻结犯罪组织的犯罪所得。Morris回忆道：“毒品供应上涨、价格下跌，吸毒现象并未减少。因此，我一度思考，如果无法阻止供应或吸毒，如何才能有效打击……那就是追查犯罪所得。”
美国政府内部，赞同他的人员并不多。1994年，Morris成为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第二任主任，通过了更严格的反洗钱法，但是重重阻碍使得该机构无法充分发挥作为金融情报机构的作用。
“作为一名官员，我知道，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永远无法获得‘大型’机构的关注度和资金支持……无论是金融监管机构还是众多联邦执法机构。”
国界和当时的通讯条件限制，也对获取跨国金融活动情报构成了障碍。Morris知道，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需要的是盟友。“那么，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些盟友呢？最佳选择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欧洲理事会非反洗钱工作组的外围。”
Morris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参加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会议期间，在荷兰的一次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全体会议上结识了比利时代表团团长、金融情报处理中心主任Jean Spreutels博士。“我知道他过去一直积极设立国家禁毒执法机构，我认为我们选择的是同一路线，即从截获毒品转向截获毒品非法所得。”
1994年7月8日，两家金融情报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至今仍然有效。Spreutels在埃格蒙特集团十周年演讲中回忆道：“1994年7月的谈判清楚地展现了机构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尽管我们拥有共同的使命，但法律差异经常阻碍对话。我们已经克服这个障碍。不过，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创建一个面向所有[反洗钱]机构的论坛，以扩大合作基础？”
上世纪80年代，Morris主要担任美国司法部执法官局局长，他了解到，非正式联系是与潜在合作伙伴沟通的最高效方式。他回忆称：“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期间，我有机会结识同样与会的全球警察局长，我们可以交换联系方式，从而更轻松、自由、快速地交流信息。我和Jean合作组织首次埃格蒙特集团会议时，我就在寻找类似机会。”
由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会议召开地点临近比利时首都，Spreutels决定在布鲁塞尔举办这次聚会。他有充分权力召开国际会议，不会惊动比利时外交部。始建于16世纪的埃格蒙特 - 艾伦贝格宫殿被选为会议场地。
该论坛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全球合作，以及找出信息交流的难题和解决方案。这也有助于确保金融情报机构间的一致性，同时推动新兴机构发展。
金融情报处理中心副主任Boudewijn Verhelst回忆道：“我们对与会者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在执行我们认为类似的职能。”
1995年6月9日，下列金融情报机构的代表在布鲁塞尔会面：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AUSTRAC）、摩纳哥Service d'Information et de Contrôle sur les Circuits Financiers（SICCFIN）、奥地利金融情报机构（A-FIU）、西班牙Servicio Ejecutivo de la Comisión de Prevención del Blanqueo de Capitales e Infracciones Monetarias（SEPBLAC）、比利时金融情报处理中心（CTIF-CFI）、英国重大有组织犯罪调查署（SOCA）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斯洛文尼亚反洗钱办公室（OMLP）、卢森堡Cellule de Renseignement Financier（CRF）、瑞典Finanspolisen Rikskriminalpolisen （FIPO）、荷兰金融情报机构、法国非法金融网络情报处理和行动机构（TRACFIN）以及挪威金融情报机构（ØKOKRIM）。还有一些尚未设立金融情报机构的国家也参加了会议，包括加拿大、捷克、芬兰、德国、希腊、冰岛、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葡萄牙和瑞士。
虽然许多人支持非正式论坛的想法，但个别与会者未被说服。许多人指出国际刑警组织已经设有信息交流渠道，认为该团体不过“又是一个旅行社”。一位与会者甚至对于在执法机构内设立行政机构的概念表示震惊。
为了吸引代表参会，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提出了激励措施。Morris回忆说：“旧机构大楼内往往摆满需要大量磁盘和人员维护的老式大型主计算机。因此我提议，为有需求的机构创建一个安全通信系统，告别大多数政府运营所在的主计算机世界。当然，这为金融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些特殊优势，我相信这有助于推动各国制定必要法律法规、支持反洗钱倡议。”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许多金融情报机构对继续召开非正式会议表现出了兴趣和热情。
会议的关键成果在于成立了三个工作组，即法律工作组、技术工作组和分析工具 / 培训工作组，负责研究、分析和技术支持等。
这些工作组，尤其是法律工作组，在反洗钱领域变得非常重要。工作组在向成员分发问卷并分析回答后，草拟出了金融情报机构的首个国际正式定义，并在1996年会议期间获得组织批准。由于恐怖主义的演进，该定义在2004年进行了修订。
组织的早期工作后被联合国采纳，金融情报机构定义被纳入了联合国《巴勒莫公约》。
埃格蒙特集团的首次会议也使其成员受益。回顾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建立的通信系统，Morris认为，正是这个系统，他们才有底气向美国其他机构“炫耀”。他说：“如果你在斯洛文尼亚或巴拿马有个案件，并且需要快速获取信息……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可以提供此类信息，而且交换的信息往往不受银行保密规定或其他保护规定的约束。在关注度、法律和资金的官僚竞争中，埃格蒙特集团可以充当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实用工具。我认为其他金融情报机构也能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随着会议继续召开，埃格蒙特集团逐渐发展成为反洗钱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
该组织的工作和全球金融情报机构的扩张，在1998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毒品问题的第20届特别会议上有所展现。该会议认可，“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和建立埃格蒙特集团等双边和多边信息网络”，才能在反洗钱斗争中取得胜利。
Morris回忆道：“不到10年，鲜为人知的新颖想法就已成为国际标准。如果没有埃格蒙特集团，这就不可能发生。”
多年来，工作组不断扩大，金融情报处理中心和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商定在2002年成立协调机构埃格蒙特委员会。工作组根据组织使命，继续发展、合作和分享专业知识。目前共有六个工作组。
2007年，《埃格蒙特集团章程》在百慕大签署，协会由非正式状态转变为拥有章程基础和永久秘书处的结构化组织。
组织成员数量也呈指数级增长，目前包括世界各地的171个金融情报机构。金融情报机构的不断增长也归功于该组织多年来的辛勤工作。
回顾为组织寻找合适名称的艰难过程，Morris想起了Spreutels的一则有趣轶事。在1995年会议后，Morris认为他提出的名称“埃格蒙特集团”，除了表明首次会议场地，几乎不具任何重要意义。
他说：“Jean和我从不妄自尊大，他的眼神总是露出调皮的神情和不俗的幽默。所以，Jean不同意。看Stan，‘埃格蒙特集团’是个完美的名称。埃格蒙特公爵作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眼中钉，最终被国王斩首。完美。Jean说，埃格蒙特集团也没有头儿。它只有朝着共同目标迈进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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